6月13日，由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北京医院主办的“志愿捐献?生命永续——北京医院人体器官捐献登记主题活动”在京举行，千余名北京医院职工集体进行登记注册，自愿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这也是全国首家以团体名义参与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工作的医疗机构。

　　中国拥有五千年的古老文明，文明薪火代代相传，特别是互敬互爱、助人为乐等道德风尚，己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重要支撑力量。然而，体现互敬互爱、助人为乐等大爱观念的人体器官捐献，在我国却相对落后，与文明国度极不相称。虽经多年努力，我国每百万人捐献率达到0.03;但在美国，每百万人中有26.5人捐献器官，欧盟每百万人中有17.8人捐献。如此语境下，北京一千多名医生登记捐献器官意愿，具有标本意义，将会引领全国器官捐献风向标。

　　器官移植最为完整地实现了人类生命能一次次高质量延续的梦想。然而，目前我国器官短缺问题十分严峻。据统计数据显示，每年我国大约有150万名器官衰竭患者，有30万名患者需要采用器官移植的方式治疗，每年仅有1万多名患者能够进行移植。约80%需要移植器官的患者，在等待供体的过程中死亡。可见，供体不足在中国表现得相当严重，除了饱受诟病的死囚器官捐献和活体器官买卖之外，我国自2010年开展器官捐献试点以来，目前虽然已有19省市区加入试点，但实现自愿捐献仅659例，少得可怜的捐献数据令国人汗颜。

　　要想解决供体不足的难题，必须在器官捐献上有所作为。对此，卫计委曾公开表示“希望在3-5年的时间内，器官捐献体系能迅速建成，改变过去主要依靠死囚来获得移植器官的畸形方式。”为加快实施进度，除了鼓励党员干部和医务工作者率先登记捐献器官，去世后捐献器官或遗体之外，要从立法和制度上规范器官捐献行为，包括如何确定脑死亡，是否同意捐献器官及如何避免买卖器官等。比如，加快脑死亡的立法是最基本也是最紧迫的需要。脑死亡立法不通过，我们再大力提倡自愿捐献器官，也没有实际意义。可见，立法部门应大胆突破传统观念这一大难关，推动《脑死亡判定标准》尽快出台，不能让“脑死亡器官捐献”再游离于法律之外。

　　更重要的是，应加强对器官捐献的管理。参照世界上捐献率较高国家的经验，供给和需求之间的落差仍然是巨大的。捐献器官始终是紧缺的公共资源，在获得了器官之后，如何有效地分配利用，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管理缺位，造成分配不公，势必会挫伤人们器官捐献的积极性。因此，有关部门应竭力打破观念、法律、管理等多重瓶颈，让器官捐献给生命注入新的亮色，为文明国度增光添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