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一直对其纯天然的大豆产业信心十足，转基因大豆突然而至的规模令这个国家颇有些措手不及。依靠优秀的自然条件，巴西在2000年时就已经在大豆单产上超过了其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当时，巴西控制着全球四分之一的大豆生产和三分之一的大豆贸易。大豆因而是巴西农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转基因大豆的处理才显得至关重要。

    考虑到豆农利益和社会稳定，卢拉政府决心彻底解决国内长期存在的“转基因危机”。就任总统三个月后，卢拉宣布了著名的“113号临时措施”，正式认可转基因大豆种植的事实，并同意过去一年收获的转基因大豆在2004年1月31日之前上市进行合法交易。随后，经过激烈的国会讨论，巴西又全面放开了转基因商品的交易。巴西的转基因闸门至此打开：今天，巴西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转基因种植国。

    与巴西几乎完全同步，大豆在另一个大国——中国也已成为焦点。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国，有着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优秀种植传统。当时，中国还是大豆的净出口国，因而并不担忧大豆的供应量。更重要的是，与巴西相比，中国对走私的管控相当出色，因而也不存在必须放开转基因大豆种植与生产的压力。当时，正是这些外部条件帮助中国成功阻止了转基因大豆种子的进入，使中国得以“幸运”地维持传统的种植体系。但在国际贸易的背景下，这些幸运很快变成了不能言说的痛苦：中国传统的大豆产业在转基因产品的低廉价格和优良特性面前迅速败退。仅仅10年后的今天，中国就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

    转瞬间沧海桑田的巨变，证明转基因是一个神奇的领域。这个领域的故事远不只如此：曾经高深的测序技术和操作方法，在10多年的时间里，就迅速变成了学科最基础的要求；同时，这门学科的核心竞争力又如此威力巨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可能只是某几个甚至某个碱基对，事实上最终决定着研究力量的行业排名、国际地位、潜在能量与现实价值。

    “公益性质的基因测序绘制了一部难以读懂的生命天书。人们随后的所有研究都是为了读懂这本书，这些研究最终都以专利的形式变成财富的源泉。而所谓的转基因技术，其实只是为了让这本书中的知识可以造福人类。”在接受《环球科学》记者采访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说，“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的数量，决定了能有多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产品，这又最终决定了掌控一个产业的潜力与能力。”

    对于这个道理，中国理应感同身受，因为中国本就是转基因最初的受益者之一。

    对于转基因技术的忠实拥护者，中国却在扮演一个奇怪的角色。中国一直对新鲜事物保持开放心态，却在可能影响未来的技术上畏首畏尾；中国拥有建立全产业链知识产权的良好基础，却在转基因技术方兴未艾时就落于下风；中国快速建立了300多个转基因研究机构，聚集了数万专业研究人员，但与转基因相关的传统产业却可能正在变成一个短板：在今天的中国，仅国有种子公司就超过2 700家，但这些公司却没能守住任何重要的种子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