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医保部门规定，需要放支架的病人，每人最多只能报销3个，如果超过，一来医保部门不给报销，二来医生还要向专门委员会陈述理由。胡大一认为，我国也需要制订类似的标准，对安放支架进行规范。

　“支架过度安放，不只是医生的原因，也有来自患者一方的原因。”卫生部心血管药物临床研究实验室学术带头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顼志敏教授说，很多患者认为吃药、打针太麻烦，放支架可以一劳永逸，并且能去根，常常自己要求放支架，如果医生不同意，还会跟医生吵架。很多人术后继续抽烟、不按时吃药，导致病情很快复发，或者出现新的病变。

　“与支架过度使用并存的一个现象是，该放支架的患者并没有得到及时救治。”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首都医科大学周玉杰教授说。比如急性心梗患者，是最应该急诊做支架手术的，但很多患者及家属没有这个意识，医院也没有切实保证心梗抢救的绿色通道常年开放，导致病情被耽误，错过了手术时机。

　搭桥和放支架应并举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工程院院士俞梦孙指出，其实，很多冠心病患者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和行为嗜好来缓解病情，效果非常显著，如无意外，根本不需要在心脏内安放支架。

　胡大一也举例：他的老师是一位著名的心脏科医生，70岁时出现心绞痛，他没去做冠造、放支架，而是在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坚持口服他汀和冠心病药物，现在已经87岁高龄，仍可以轻松上二楼。

　即使需要做手术，心脏搭桥手术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史，技术非常成熟，但却因为创伤大、复杂、成功率低等原因而不被一些医生所选择。“有些医生告诉患者，冠心病可以搭桥，也可以介入，搭桥要开胸，介入不开胸，我认为这种引导是非常荒谬的。”胡大一说，国际上，支架和搭桥手术的比例是7:1到8:1，但在中国，这个比例高达12:1。

　卫生部心血管疾病(冠心病介入)医疗质量控制中心负责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霍勇也指出，在放心脏支架上，甚至出现医院之间“单纯攀比手术数量”的现象， “一个医院能不能通过三甲医院评审，做了多少例介入手术是一个标志性指标，像GDP一样。”

　同是心脏病，为何不同命?除了个体差异外，能否选择适宜的治疗方案是重要影响因素。应该承认，心脏介入技术的诞生，是医学的一大进步，它替代了部分心脏搭桥手术，减少了患者的创伤和痛苦。然而，任何医学技术都是有界限的。一旦超越界限，就会走向反面。专家指出，给无适应症的患者放支架，将大大增加血栓或者出血的风险，导致更严重的心肌梗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