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实践原则是，除某些精神病、昏迷病人和烈性传染病以外，所有的医疗活动都需建立在患者知情和同意的基础上。知情权不仅要求医务工作者的医疗行为应当经过患者的知情同意，还要求医务工作者本着“行善”的原则，最大限度地保护患者的健康利益。实际工作中，适应证的宽严往往把握在医生手中，只有一心为患者健康谋利益，才能不仅仅局限于一纸“术前签字同意书”。我国人民的习惯和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更加注重亲情关系。从当前普遍行使代理知情权看，许多决定由家属完成。活体肝移植一般是亲属和好友自愿捐献，医生也应该向供体和家属详细交代移植手术的有关情况，但知情同意不能由其他人代理，必须征得供体同意。我们完成的3例活体肝移植中，1例是成人－成人活体肝移植，术前向受体说明了移植的基本过程和风险，特别提示母亲供体所作出的贡献和可能承担的风险，如术后并发症，以及对未来健康的影响。

    2 供体自愿原则?

    活体肝移植手术因其本身较为复杂，关系到“健康供体”和受体生死命运而受到社会关注。2002年资料显示，每百万人口中，美国21.5人、德国12.2人愿意死后捐献器官，而日本不到1人。

    与之不相称的是，由于肝炎和肝癌的高发病率，亚洲国家潜在的受体数量不断增加。最近，澳大利亚学者比较了330名来自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医学生对自愿捐献肝脏的看法，得出下列结果：(1)自愿死后捐献器官人数，与前面提到的百万人口自愿捐献率不同，三国学生无明显差异，提示文化教育和医学知识可能改变东西方年轻人对器官捐献的态度；(2)自愿捐献部分活体肝脏调查显示，日本医学生少于欧美学生。这反映文化、传统价值观和宗教信仰不同；(3)医学生更愿意为儿童提供部分活体肝脏；(4)为父母提高活体供肝时，与酒精性肝硬化相比，肝癌更易得到支持，提示 “绝症”更易激发人的善良心，博得人们帮助。分析了德国柏林肝移植中心20例活体肝脏捐献者，影响“自愿捐献”的关键因素是供体和受体的关系。大多数潜在供体均表示和受体有“很好”和“非常密切”的关系。

    本院3例活体肝移植中，2例供体为受体的母亲，另1例原定母亲作为供体，但由于母亲身材达不到要求高度，经家庭决定改由父亲做供体。良好的关系不仅仅限于母亲对子女。同一学者的另一项对46个活体供体调查表明，女性占67.4％，男性占32.6％。其中夫妻供体占32.6%，子女占26.1％，父母占?19.6％?，姐妹占10.9％］。如何向潜在供体说明活体肝移植的情况成为医患关系中的重要环节，应采用协商式，和患者及潜在供体共同参与医疗方案的制定，耐心地向潜在供体解释有关问题，博得理解和支持。避免那种仅仅给出一种治疗结论，而不管患者和潜在供体感受的家长式做法。另外，仅仅有高超的技术和一流的设备是不够的，潜在供体往往在乎医生是否认真负责和尽了最大的努力，应尊重他们享受医疗的权利和对自身生命负责的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