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全国人大会议即将开幕，已当了10年全国人大代表的无锡肺移植专家陈静瑜，昨天抵达北京。这次，他带去的是一个器官移植异地转运提案，呼吁我国航空、高铁、高速公路等交通部门能为器官移植的快速转运搭建一个绿色通道，实现器官的快速异地转运。

    2014年，全国自愿捐献器官的病人共有1699名，但只做了4548个移植手术，这就意味着一个捐献者的8个器官里，只有2.5个器官得到了利用，另外5.5个都浪费了，这里面浪费最大的就是心脏和肺。在欧美国家，器官捐献中肺的利用率只有20%—30%，在中国的利用率就更低了，两成不到。造成如此大量浪费有两个原因，首先就是肺器官的维护工作没做好，另一个原因是肺器官分配的国家数据网络系统不够完善。

    按照国外肺移植供体标准，脑死亡患者48小时内会捐掉器官，因为脑死亡病人捐献的肺源一般需要应用呼吸机，如果患者气管插管时间长了，肺感染了就不能再利用。可是，当前我国的器官捐献病人一般都要在一周以后才会愿意做捐献，肺往往都无法使用了，这就导致肺器官白白浪费了。

    据国家卫计委统计，每年约30万患者等待器官移植，其中仅有1万人能够获得合适的器官，并接受移植手术。另外因为信息不对称，目前肺移植的供受体分配系统没有完全运行，仅有约1/3的捐献器官进入系统自动分配，有时可以利用的宝贵肺源没有进入分配系统，最后因为供肺来不及飞机转运到移植医院而被迫放弃。

    市人民医院胸外科主治医师刘峰介绍自今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应用公民捐献作为唯一器官来源，使得医院肺移植团队和国外同行一样处于随时待命状态，一旦有合适的心脑死亡者捐献，他们将立刻奔赴全国各地获取肺源。

    另一方面，通过去年陈静瑜微博求助、民航紧急改航班这一事件，很多人才知道异地转运肺源上演的是一场“时间抢夺战”，其中会出现很多不可测的因素——无论是救护车还是航班运输都无法保证时间精确不差，要是遇上春运、节假日，异地转运的风险更高。作为市人民医院肺移植团队异地取肺源的主力，刘峰说，每一次都在与时间赛跑，特别是远程转运肺源，飞机延误、高速堵车、各环节之间的衔接，这些都是他最担心的，心情也会跟着着急。每个环节都要事先估算时间，为了避免延误，他们只能临时规划路线，并利用微博、微信向各方求助。航班延误、高速堵车、雾霾天气，这些都是他们最担心的问题，只有当肺源安全、顺利送达手术室，心里的石头才落下。

    尽管在移植技术上日臻成熟，但在异地转运肺源上，交通运输联动机制的欠缺一直让陈静瑜觉得遗憾。今年，市人民医院的肺移植团队完成了5例异地转运肺源，分别是往返桂林、广州、杭州、南京等地，虽然每一次都是有惊无险，但这并不能确保今后每一次的异地转运都能顺利。为此，今年全国两会陈静瑜将重点提出促进肺移植开展的议案，呼吁国家出台一套器官转运的规范和流程，设定相关协调部门，同时，民航、高铁、高速等部门要为超长距离转运器官建立一个爱心绿色通道，全力支持中国器官捐献、移植事业。“远程转运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心肺器官获取后必须要在5小时内到医院，之前远赴广州、桂林取肺源都遇上了航班延误，我们只能和航空公司、机场协调，以减少打扫时间、申请直飞、缩短飞行时间……完成了一场场生死时速的大逆转。”陈静瑜说，“为了确保器官的顺利移植，应从国家层面开通飞机转运的绿色通道，例如做快速安检，快速上飞机，不要让器官因为飞机、高铁的延误而浪费掉。”

    对于近距离的高速转运，必要时可启动应急通道。陈静瑜说，在国外生活期间，他发现那里的警车会为救护车开道，我国相关部门能否为了抢救病人而借鉴这一做法，在紧急情况下，出动警车为救护车开道。

    此外，美国等西方国家之所以移植器官供给相对较多，不光体现在开启绿色通道上，这与他们在领驾照时所填写的一张表格有关。所有美国公民在领取驾照之前，都会被问及如果出现交通意外，是否愿意捐献器官。勾取yes的驾驶员，驾照上会有相应标记，一旦发生意外，无须再为确认捐献意愿花掉大量时间。“停止死囚捐献，必定在短时间内给手术数量带来影响，但可以克服，今年已经用了5个器官捐献的肺移植，如果全国网络分配系统完善、肺源维护好，我们的肺移植数量不会下降，长期来看还会增加。”陈静瑜说，作为一个移植专家，在对中国器官捐献未来抱有信心的同时，也正身体力行地通过一条微博、一个微信推动中国器官捐献、移植事业的进步，“每次有器官捐献的手术，我都会在微博、微信上直播，希望借此让更多人了解器官捐献手术，并支持器官捐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