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24日晚上，杭州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手术室里，医生们站成一排，对着手术台上的男子鞠躬，并默哀三分钟。

　　那是一个法国年轻人的身体，一周前，他在中国旅游时遇到了意外，因重度颅脑外伤而去世。专程从法国赶来的父母，决定捐出儿子的器官。最终，在白色的灯光下，一个肝、两个肾、一对肺被取了出来，移植到四位中国病人身上。

　　无锡市人民医院肺移植中心ICU里，57岁的王先生戴上听诊器，听着法国年轻人留下的肺在自己胸腔里发出的声音，他知道自己从此获得了新生：“声音真好听，比我的强多了!”

　　虽然与这些人毫无关系，但对黄洁夫来说，这是一件“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事情。他为此特意写了一封致谢函，递交到法国大使馆。

　　半个月后，这位69岁的卫生部原副部长对《凤凰卫视》记者讲起这个故事，声音平静又轻柔。这个年轻人的父母“得知了中国从2015年1月1日开始，取消了死刑器官的利用，才做的决定”。黄洁夫说，“他们捐这个器官，就表示中国的器官捐献体系已经和国外一样，是阳光透明的了。他们参加这个捐献，实际上是对我们捐献体系高度的肯定，因为这是个生命的礼物。”

　　说到这儿，一贯严肃冷静的黄洁夫咧开嘴，笑了。为这一天，黄洁夫足足等了二十年。

　　作为肝胆外科医生，参与器官移植手术不可避免。彼时，中国尚无器官捐献体系。器官的两种来源，一是亲体捐献，二是尸体器官，后者基本来自死刑犯。

　　黄洁夫一直认为，做好医生的前提是心软，“假使心不是软的，他一定不是好医生”。而摆在这位心软医生面前的却是两难的纠结：一边是器官衰竭的病人，需要靠器官挽救他的生命和家庭;另一边，想到器官的来源，又让人觉得无奈。

　　“只要有公民的自愿捐献体系，医生是绝不会采用(死囚器官)的。因为要治病救人，要抢救另外一个生命，所以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把眼光投向了死囚的器官。”黄洁夫坚信，医生的使命是救死扶伤，而救死扶伤的前提，则是对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尊重和敬畏。

　　但使用死囚器官，则很难做到这种尊重和敬畏。从医学角度看，使用死囚器官由于场地、技术等手段的限制，在死刑执行后即进行移植手术，很不卫生，易发生各种感染，降低了移植质量。从伦理角度讲，死囚在囚禁的状态下，很难有选择是否捐赠器官的权利。更甚者，死囚器官移植涉及大量经济利益并长期处在灰色地带，难免产生权钱交易，腐蚀到司法界和医疗界。

　　但由于没有成熟的器官捐献体系，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不得不依赖死囚器官作为器官移植的重要来源。这个尴尬的现实，不断撕扯着黄洁夫的内心。

　　2001年，黄洁夫被调到北京，任卫生部副部长。这意味着，他须得放下手术刀。黄洁夫不甘心，向上级打报告。最终，中央同意，将他的医生资质由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调至北京协和医院。除行政工作外，黄洁夫如愿可以每周做一两台手术。

　　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为中国器官移植现状“动手术”的工作进入了快车道。“实际上这件工作是得到了上一届的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的支持，这一届得到了习主席跟克强总理的支持，不然是很难完成这件事情的。”黄洁夫说。

　　中国要开始走改革的路了，器官移植既要符合中国国情，又要符合全世界的公共伦理学准则。2007年，《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正式颁布，其中规定：“人体器官捐献应当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捐献人体器官的公民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和十年前相比，取消使用死囚器官后的中国，得到了全世界所有器官移植协会的高度赞扬。甚至连罗马教皇都称“这是中国器官移植事业、中国司法和人权的重大进步”。眼下，黄洁夫正筹备着，在下半年举办一次会议，让中国光明正大地登上世界器官移植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