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费用的快速上升是世界各国都不得不面临的巨大挑战。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快速增长的黄金时代已过，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总和生育率都在缓慢地下降。另一方面，在诊断和治疗技术的提升下，人均寿命获得了延长，这导致各国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社保体系是没有考虑到老龄化会严重到威胁整个体系自身存续的，因为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是过去几千年人类发展历史的常态。面对目前的低出生率和老龄化，各国都纷纷祭起了“控费”的大旗。

　　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社会也在高速地老龄化。根据民政部《2015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22亿人，占总人口16.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4386万人，占总人口10.5%。另一方面，国家统计局2016年10月公布了2015年1%人口抽查结果。根据未经修正的抽查数据，2015年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47。这一生育率水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随着年轻人比率的日益减少和老年人总数的不断增加，中国医保体系的危机是空前的，这不仅事关医疗体系，也关系到整个养老体系未来的正常运转。而且，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人均年收入还有着较大的差距，难以有效地依靠民众自身来解决这一困境。

　　医保体系的另一个挑战是中国人疾病谱的改变。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上升，饮食和生活习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生活习惯改变相伴随的是，慢病正成为中国人的头号杀手，这一点与发达国家是一致的。但由于慢病面临长期的治疗，是最为消耗医疗资源的，如何有效地防控慢病是医疗体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医疗服务的范畴，而是对生活习惯的改变，提升全民健康水平才是标本兼治的方法。所以，目前以治疗为核心的医疗体系如何转变为以预防和康复为核心的体系就成为另一个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从开源节流的角度来看，人口结构的变化是改革动力的主因，因为开源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当前以大医院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极不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医疗资源浪费，同时，疾病谱的改变导致了医疗费用剧增。因此，节流既能产生明确的政策效果，也是政策的当务之急。为了应对正在日益迫近的风险，政策面正从两个角度在源头上控制医疗开支快速增加的势头。

　　首先是遏制，对目前的医疗服务机构特别是大医院进行严格的管控。

　　对于产品方特别是药企的管制，一直是医改的重点。但长期以来，以药改为主的医改一直无法获得成功，核心原因在于对医疗服务改革始终没有触及根本和支付方始终无法获得主动权。在服务方主导的“药改”下，难以形成良好的控费机制。因此，如果没有支付方来主导改革，无论是对于服务体系强制推动的药占比、药品零差率、药品耗材比、大检查，还是对于药品采购的价格管制、国家药品价格谈判和药品流通的“两票制”，以及针对药厂的药品一致性评价，最终的改革都将很难获得长期持续的效果。

　　从“三明模式”受到高度肯定来看，超级监管机构将在全国落地，未来的趋势是对整个医疗市场进行强监管。由于超级监管机构具有跨部门的权力，对公立医疗体系和附着于其上的产品方形成了较为严重的冲击。那些有助于提升医保精细化管理能力的手段和工具(处方点评、DRG和PBM等)都将获得较快的发展，以满足监管机构的实际需求。在改革进入纵深阶段后，公立体系尤其是大医院将被逐步遏制并将逐步转型，药企和器械厂商则必须改变原先的定位和战略以适应市场的新变化。

　　其次是分流，通过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等手段来提升全民的健康水平，加强对疾病的预防和控制，从而将医疗总费用逐步控制住。但这需要对整个医疗服务体系进行全面的变革，无法在短期内体现效果。因此，新型医疗服务体系的建设会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而且，由于分流的核心是强基层，但基层的“积贫积弱”局面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获得巨大的转变的，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复制，整体改革的难度是相当大的。但服务模式的转变是政策长期的方向，当支付方越来越强势之后，在其中会创生出一定的市场机会。

　　但是，虽然遏制和分流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对医疗费用进行全面的控制，但要给体系注入持续的活力仍需给予市场正向的激励。

　　由于医院以药养医的模式短时间内难以全面扭转，医生的服务收入被长期压制，在对扭曲体系的改革中，大部分措施都遭到了抵抗和扭曲，违背了政策的原意，使得最终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改革成功的关键还在于如何消解由利益失衡导致的政策抵抗，各方利益的平衡和医疗体系的运转透明化是保证市场良性运行的前提。

　　为了减小改革的阻力，未来的政策会持续给予医疗机构更多的激励，而不仅是简单的“打压”，这包括对医院管理体制进行全面变革、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和大幅度提高医生的收入。但在这方面还没有特别成功的经验和模式，就方向来看，提升医疗服务的透明度和提高医疗服务收入水平或将是激励政策的主线。

　　因此，在长期来看，虽然延迟退休和医疗的诸多控费手段将减缓资金的压力，但为保证医保体系的正常运转，高额的财政补贴依然无可避免。不过，由于中国经济将面临长期下行趋势，政府财政自身的压力将非常大，这也意味着有效的控费手段和工具都将更多地受到青睐，而对现有医疗体系的转变则在政策优先度上是相对次要的。随着医疗控费能力逐步增强，特别是在对大医院的控制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政策的优先度将逐步向全面改革现有医疗体系转变，更多地偏向于如何去预防和控制疾病。

　　长远来看，强监管和医疗服务模式的转变将构成未来政策的主线，以医保为核心的强监管体系将获得较快发展，以公立医院为核心的医疗服务和产品增长将大幅度放缓。以强基层为核心的医疗体系转变将利好基层医疗和各类相关的医疗服务模式和产品。但是，基层市场短期内还很难扭转目前的局面，更适合战略性地进行长线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