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年发表的平均五万篇医学期刊论文中，真正能进入临床、造福患者的极为稀少。

　　2003年， 研究人员在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的观点本应当可以颠覆人们对医学研究类新闻的看法。他们调查了1979~1983年间发表在顶级期刊中共101项宣称很有可能发展为新药或者新疗法的研究工作，其中只有5项研究在十年之内实现了市场化，只有一项研究成果(ACE 抑制剂)在文章发表时仍在广泛使用。

　　但是媒体并不会把这些后续结果传达给公众。

　　以一项治疗多发性硬化症的研究突破为例：多发性硬化症是一种退行性疾病，目前尚无药可治。患者的免疫系统攻击神经系统髓鞘，影响大脑和身体的交流，引起一系列可怕的症状如：肢体震颤，视力丧失，膀胱功能障碍等，最终导致患者死亡。

　　2009年，意大利研究者 Paolo Zamboni 博士宣称通过“疏通”颈部静脉，治愈了妻子的多发性硬化症。根据他的理论，多发性硬化症并非自身免疫系统疾病，而是血管疾病。这项研究颠覆了常识，给予了患者希望，并且背后有一个浪漫的故事：一个人努力拯救了自己的妻子。这项研究深受媒体喜爱，被描述成一场由爱情驱动的医疗胜利，一项“解放性的疗法”。

　　但不幸的是，Zamboni 的研究言过其实。研究背后的浪漫故事掩盖了它设计上的缺陷。试图重复实验的研究者纷纷失败，疾病复发和引起并发症的传言也随即出现。

　　类似的故事一遍遍上演。一项尚在起始阶段的研究声称自己创造了奇迹，媒体负责将“奇迹”无限放大。但最终这些奇迹都被推翻。

　　“媒体和科学家在看待科学新闻的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哈佛大学科学史教授 Naomi Oreskes 在最近一场采访中说：“对于记者而言，新的事件就是新闻，所以媒体偏爱全新的研究结果，但是在研究者看来，越是全新的研究就越是容易出错。”

　　绝大部分医学研究都是错的

　　事实上所有研究都会存在偏差和缺陷，只有经过一系列后续研究的检验才可能找到真相。这意味着真正的突破往往不是以奇迹的形式出现，不会是一次性的或者是灵光乍现的成果。只有经过漫长枯燥的审查重复、同行讨论，才能确保研究结果真实有效、而并非一次实验中的诡异结果或者领域外研究者存在偏差的尝试。

　　科学的前进遵循它自身的规律和方式，而记者和受众只抓住了那些“最有希望的研究”。一种全新药物可能会(仅仅是可能)颠覆传统疗法、解除病人痛苦的新闻的确激动人心，但是像 Zamboni 这样为了吸引研究经费、应对论文压力而虚张声势的科学家却经常会拖慢真正科学进展的步伐。

　　在科学界达成一致之前，记者就急于进行报道，这会将病人和政策制定者引入歧途，他们在一系列尝试之后会终于失望地发现，预期中的新药并没有出现。

　　而如果我们能够牢记，绝大多数医疗突破最终都会失败，将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福布斯健康专栏作者 Matthew Herper 最近揭露了一个治愈癌症新奇迹的纪录片的谎言。这部纪录片中介绍的实验性疗法看起来正是人们梦寐以求的，而事实上，这些不过是市面上各种“革命性研究”中的一小部分。根据 Herper 的调查，在最近几年中，人们提出了超过200种“突破性癌症疗法”。

　　一项权威的医学研究评估结果发现，在每年发表的平均五万篇期刊论文中，只有三千篇论文是实验设计良好，能为临床医疗提供有价值信息的。这一比例仅为6%。

　　通常，独立的研究结论之间会存在冲突，比如食物致癌或抑癌效果方面的研究。对多项研究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获得真相，但是媒体的头条只报道孤立的研究，这周的新闻是多喝红酒可以长寿，下周就是红酒是健康杀手。

　　针对食物与癌症的关系，研究人员在波士顿烹饪学校的烹饪菜单中随机选择了50种食材，发现其中绝大部分食材都在不同的研究中显示出截然不同的效果：可能致癌，也可能抑癌。

　　很多研究者的实验结果不能被同行重复，而出于各种原因，很多人甚至不会去验证他人的工作。总体上，每年有85%(约两千亿美元)的医学研究经费，被浪费在了设计不良或毫无创见的实验上。

　　这意味着早期的医学研究很可能出错，其中只有极小的一部分可能最终被证明是对的。更直白的说，新研究中只有极少一部分将会对人类有益。

　　对“医学突破”的痴迷无药可救

　　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研究空前繁荣的时代，通过互联网，全世界的科学新知都在我们指尖流淌。然而，更多的信息也意味着更多错误的信息，我们也就更加需要批判地来看待科学报道。

　　我常常会想，对早期研究的报道是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研究结果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然后通过这些报道被大众了解。但是也许不应当如此：在期刊上发表论文是为了开展同行间的讨论，而非向大众传播。

　　然而在当今的体制下，记者们很难拒绝对科研新发现进行报道的诱惑。科学家和研究机构需要让人们注意到自己的研究工作，记者在报道全新事物时则会受到奖励，而病人们希望在这些报道中找到更好的药物、更好的疗法、更多的希望。

　　然而这样的利益循环却是有害的，让公众无法获取清晰有效的研究成果。治疗多发性硬化症的“解放性疗法”早已被证明无效，但还是有众多多发性硬化症患者在全世界奔走呼吁，发起政治运动要求政府支持相关研究。

　　作为一名科学记者，我会在报道新的研究成果时，尽可能解释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我会尽可能使用系统性综述文章中的结果，呈现出针对特定临床问题的那些最好的研究所给出的综合性结果。当科学家或者媒体过早地吹捧一项新突破时，我会试图告诉大家，这可能根本不是一项突破。我越来越了解哈佛的 Oreskes，斯坦福的 John Ioannidis 以及其他备受尊敬的研究者反复强调的问题：我们需要去追溯新研究成果的积淀过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那些真正有利于人类健康的研究。

　　当我们把注意力从“神药”和“奇迹疗法”上移开时，我们就可以更多地去关注那些真正对健康有价值的事情，比如教育，公平，和环境。

　　媒体传播的狂热力量不容小觑，改变并不容易。我只能小心翼翼地前进，时刻提醒自己眼前的绝大部分研究都暗含着致命缺陷，而不断的回顾和反思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