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医学成就之一，不仅表明人正日益成为技术的"作品"，而且引出了许许多多的伦理问题，这些问题既涉及生命的价值与尊严，又涉及人对生命完整性的自我理解，也涉及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还涉及人与其它动物的关系，更涉及技术应用的伦理导向。

　　下面，再生医学网小编带您了解一下关于器官移植伦理学的相关学问。

　　器官移植伦理学是生命伦理学的一个分支，是器官移植技术与当代社会文化、生命伦理观念交叉的产物。器官移植的伦理问题是伴随着这门学科产生的。

　　第一个探讨器官移植伦理学问题的人是美国的肯宁汉（B.T.CunningHan），他在1944年所著《器官移植的道德》一书中，针对当时对器官移植的种种怀疑甚至责难，对器官移植的道德合理性作了肯定的论述。作为器官移植伦理学则是随着生命伦理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直至目前有关器官移植伦理学完整的学科体系仍在研究与探索之中。

　　器官移植伦理学以器官移植的理性问题为其研究对象，以生命伦理学利益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为理论依据，从人类发展的自身利益出发对器官移植进行理性思考，如器官移植是否合乎人类的伦理道德，从刚过世的死者或从同意捐赠的生命垂危的病人身上获取器官是否应当等；从哲学的高度，考察器官移植的道德价值，如效益与风险、收益与代价的比较等诸问题；从社会公平与正义出发，讨论人体器官这种稀有资源的收集、分配问题；探讨器官移植实施过程中社会、医疗组织、医务人员的道德责任等。

　　器官移植技术始于上世纪50年代，里程碑事件是1967年南非巴纳德进行了首例成功的心脏移植。那时捐者和受者被一起送入手术室，然后停掉捐者的呼吸器，等待其心跳停止。这本身即是一个道德困境！那些捐赠者在被取器官时仍是依据传统的心肺标准被宣布死亡的。甚至在巴纳德报告他第一例成功的心脏移植时，他也是这么说的：“一旦捐赠者被确认死亡（当心电图5分钟没有显示任何活动，没有自主呼吸及反射），捐赠者的胸腔即被迅速打开。”当然，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肾移植技术应用伊始），有心跳的“尸体器官”概念引起了很大的道德争议。为此，1968年哈佛大学医学院脑死亡定义特设委员会成立，将脑死亡的定义标准化，力图解决围绕器官移植不断增多的道德争论，最后形成了关于脑死亡的“哈佛标准”。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定义代表了重要的进步。

　　从器官移植技术和脑死亡概念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脑死亡概念和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是相互独立进行的。要特别强调的是：脑死亡标准的确立在客观上有利于器官移植，但器官移植的迫切要求并不能成为脑死亡标准确立的理由。需特别注意的是，器官移植实践与脑死亡的判断与随后可能伴随着的器官摘取和移植要脱钩，以避免可能的利益冲突。世界卫生组织的器官移植指导原则指出：“医生确定潜在捐赠者已经死亡的情况下，不应该直接涉及捐赠者的器官移除和随后的移植程序，以及为潜在接受器官患者保管这类器官。”

　　总之，器官移植伦理学既客观反映社会对器官移植技术使用进行控制的要求，又为这门新的医学技术的发展清除伦理障碍。人体器官移植让无数生命健康受到损害的病人重拾希望。而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其他生命支持技术的推广应用，有关器官移植的伦理与道德争论从未止息。数据显示，中国人体器官移植供求比例严重失衡，约为1150；即便在美国，排队等候移植器官的名单每年也以16%的增长率在增加。如何使这项可以拯救生命的技术得以公平地使用？如何将潜在的捐献者转化为实际的捐献者？这些都需要您和我们再生医学网一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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