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少数民族中，器官接受者比例大大高于捐赠者，针对这一不协调之现象。因此，相关政府人员建议参考以色列的做法，对于已经捐献过器官的或者有意向捐献器官的人给予获取器官捐赠的优先权。

    2006年12月，英国政府成立器官捐献组织，以查明捐献问题，提出解决方法，进一步提高器官捐献率。2008年1月，该组织发布了一项提议，意图纠正西欧国家中普遍出现的器官捐献问题之一--器官捐赠率的降低。

    该组织提出，在五年内将死者捐赠器官率提高50％是一个值得期待和赞赏的目标。因此，若2013年能达成这个目标，则将是一个非常显着的成绩。虽然为时尚早，当仍需核实是否存在器官捐献的数量是以降低器官捐献的质量为代价这一现象。另外，在过去的四年里，登记愿意捐献器官的志愿者数量上升了30%，死者器官捐献数和活体捐献数也分别提高了35%和32%。

    然而，在这份报告公布后，却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失败之处，黑人、亚裔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器官捐献率并没有提高。少数民族占英国总人口的10.8%，但实际生活中，等待接受器官移植的名单中有24%为少数民族，而器官捐献志愿者中的少数民族比例只有4.2%。虽然从2008年到2013年，少数民族器官捐献志愿者已上升63%，但实际的数字仍然很小，2008年3月的数据显示，少数民族器官捐献志愿者为73512人，四年后为118598人次，和其他民族比起来，增幅相当于所有注册人员只有2.8％和3.5％。

    相比白人而言，非白种人的亲属更不愿意将其死去亲人的器官捐助，白人同意捐献率为68.5%，非白种人的同意捐献率为30.3%。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少数民族等待器官的时间也比其他民族更长，这主要是因为不同的血型和基因及白细胞抗原在不同族裔社区的成员发现特定组合的不同频率的民族之间的生物学差异的后果。

    简单地推动对器官捐赠者登记册登记更是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最终的捐赠者，只有三分之一是在他们死亡的时候才实际登记。对付冷漠的或者免费搭车人（指的是愿意接受器官，但不愿意捐赠的人），应采用一种新的方法，采取严厉的措施。

    拉维和他的同事在2010年提出以色列处理这一现象的新颖做法，对于移植对象的选择，将优先考虑曾经的实际捐献者或者登记至少三年的器官捐献志愿者，政策实施后，以色列紧随着就出现了器官捐献者数量上升和等待捐助器官人员数量减少的现象。当然，这不仅仅得益与这一优先政策，后期以色列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大型公开宣传活动也均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优先政策的方法引起了伦理矛盾，如宗教约束、强迫、战略行为、解释此项政策对于英国政府而言都是一项挑战。考虑到这样的政策必须有足够的资源和宣传，才能确保新的分配机制下对人们有激励意识。

    发展为器官和干细胞捐献的优先政策不只是为少数族裔人士，更是为了实现人人享有平等。虽然这将对捐献总人口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也有可能对少数民族成为一种推动力，如果他们不同意优先政策，可能将等待更长的时间。

    如果引进优先政策，对提高少数民族捐献器官和造血干细胞的意识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这类似英国肾脏研究中心开展有针对性的社区基础教育活动，其对个人具有现实意义。但由于受到宗教和文化的影响，少数民族对于器官捐献抱有怀疑态度，有些人从根本上反对捐赠器官却乐于接受捐赠，在引进优先政策后，这种不协调的现象将会大大减少。

    NHS血液和移植提出的战略规划提出把加快提升少数民族捐赠率作为首要目标，也提出了希望各个民族之间能够互惠互利，但是对于这样的动态分配政策在政府内部还没有产生很高的热情。

    然而，必须明白的是，到2020年，少数民族的器官和干细胞捐赠率大大改善是不太可能的，且目前没有任何的成果，想在不久的将来获得巨大的收益是不可能的。引入优先政策确实能够逐步缓解和解决器官捐献问题，能有效改善目前捐赠冷漠的现象，但是在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英国政府仍旧需要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