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型缺血性心脏病（SIHD）是全球范围内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美国约有1500万冠脉疾病（CAD）的患者，其中52%为SIHD。在临床实践中，SIHD是CAD最常见的形式。因此，对于心脏病医师、内科医师以及初级治疗医师而言，对SIHD患者的管理至关重要。对于首发症状为急性冠脉综合征（ACS）的CAD患者，多种随机试验和观察性研究的数据支持常规早期介入性诊断的获益，并将心肌血管重建作为最合适的治疗干预；与CAD患者不同，SIHD患者的管理并没有类似科学证据和临床决策的支持。
因此，心血管医生应该使用更加多元的方式来管理SIHD患者。现行的由ACC/AHA和ESC发布的临床实践指南支持一种初步管理策略，初步管理策略中着重包含生活方式干预和心脏风险因素修正，并辅以高强度多方面的二级预防以及抗缺血性药物的使用。总体上讲，这种方法正是人们所熟知的“最佳医学治疗”（OMT）。过去20年间，早期血管重建策略和OMT相结合在的潜在SIHD患者中的额外获益的证据基础已越来越多。一些标志性的试验，如COURAGE、BARI 2D和FAME2，显示早期血管重建对于“硬性”临床终点（尤其是死亡或心肌梗死[MI]）几乎没有额外的临床获益；而因ACS入院，根据FAME2试验的结果（以及该试验具体主要终点的选择）则有有利影响。总体而言，这些试验对我们的启示是，SIHD情况下没有必要直接立即进行早期介入性治疗，而绝大多数患者可通过更加保守的初步处理进行安全有效的管理，这种初步处理将准确的非介入性诊断性检查和OMT相结合，评估每位患者对治疗的反应。然而，对于非介入性检查中表现出至少中度至重度的局部缺血的SIHD患者亚群，评估时仍然有诸多不确定性和的确存在的临床均势。这种患者传统上被认为存在后续心血管事件的高风险，但是直至目前的随机试验和观察性研究的科学证据并未确证介入性方式（包括心肌血流重建）对于这种假定高风险患者更加有益。总之，鉴于目前证据尚有限、不能得出确定性的结论，SIHD的管理目前仍很复杂。
初步非介入性检查结果可用于确定在功能能力方面，患者是属于低风险或高风险类别。这种对缺血风险（或负荷）的生理评估有助于决定患者是否可进行OMT（如存在显著的新发或近期发作的CCSⅠ-Ⅱ劳力性心绞痛的SIHD患者在外部运动负荷较高时表现出1.0-1.5mm的ST段压低），而劳力性心绞痛症状与外部运动负荷明显较低时的诱导性缺血相关的患者则不可进行OMT（如标准BruceETT中第一和第二阶段1.5-2mmST段压低）。在前一种情况下，SIHD患者明显表现出“轻微”诱导性缺血的客观证据，这种情况下可进行OMT，而在后一种情况下，那种SIHD患者在运动早期表现出诱导性缺血的证据，这表明心肌缺血的严重程度较高。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临床医生更倾向于利用计算机冠脉断层成像（CCTA）或介入性冠脉血管造影进一步明确患者的冠脉解剖形态。因此，利用初步非介入性诊断性方法可将SIHD患者进行分级，并在选择进行OMT时评估患者对初步OMT尝试的反应。
在目前这种高强度二级预防和积极的多方面药物治疗的情况下，OMT的具体组成是什么？过去30年间，无数大型随机临床试验推动CAD二级预防出现巨大进步。烟草停用、饮食干预以及体育锻炼均是重要的生活方式干预，能够减少既存CAD患者的后续事件风险。阿司匹林、氯吡格雷、β受体阻滞剂、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抑制剂（包括血管紧张素转化酶[ACE]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ARBs]以及螺内酯）以及他汀类药物（尤为重要）作为二级预防的疗效确有试验证据支持。关于血压和低密度脂蛋白（LDL）胆固醇以及血糖（证据一致性较弱）控制的试验基本确定了这些风险因素控制的具体目标。尽管大多数的二级预防试验是对单个风险因素干预的影响进行检查，ACC和AHA推荐进行综合性生活方式和高强度、多方面的药物干预，以预防CAD患者出现临床事件。在目前的OMT时代，用于二级预防的药物至少包括（无禁忌症的情况下）阿司匹林，他汀类药物以及β受体阻滞剂作为治疗的基础，而在左心室收缩功能下降或存在CAD的糖尿病患者中使用ACE阻滞剂或ARB。这种干预大致上被看作是“疾病修正性”（即安慰剂对照的随机试验已显示这些药物可减少死亡或MI），而其他药物，如钙离子拮抗剂、长效硝酸盐类以及雷诺嗪类药物未被证明有“疾病修正”效果，多数情况下是用于症状控制或减少心肌缺血。
对于SIHD患者而言，尝试OMT的最佳时长仍不确定，并且也尚未有严格的前瞻性研究对此进行评估。通常情况下，对于计划进行初步OMT尝试的患者，正如上文所述，至少6至8周的时间似乎是评估治疗效果的最短时间，而8至12周的时间，并临时上调一些药物的剂量或增加额外的药物可使SIHD患者充分获益于这种临床方法。如果心绞痛有可能加剧，抑或心绞痛症状或生命质量未改善（或恶化），则有必要应行介入性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