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洁夫曾任近十二年的中国卫生部副部长,在国际医学界被视作中国器官移植改革的领军人物。2014年3月1日,黄洁夫担任新成立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9个月之后的12月4日,黄洁夫正式宣布:从2015年1月1日起,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

    自愿器官捐献

    成移植使用唯一渠道

    2014年的最后一天,知名出版人洪晃公开刊文,就坊间流传的其母亲章含之曾经器官移植是使用死囚聂树斌器官的传闻发声。洪晃写道:“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回答,我妈妈换肾所采用的器官与1995年被执行死刑的聂树斌无关……但是我不能肯定她的肾移植跟王树斌、张树斌或者其他死囚无关。”洪晃并且说,如果我们要谈器官移植,那我们必须谈一下中国刑法下死囚的权利。

    就在洪晃发声的第二天,2015年新年伊始,中国大陆将结束使用死囚器官作为器官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主持这项改革的黄洁夫说,为了走到今天这一步,他与同僚十年磨一剑,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我们为什么2015年取消死囚的捐献呢?因为我们把公民自愿捐献和死囚器官放在一起,那公民的自愿捐献就会大打折扣。”黄洁夫告诉记者,全面取消死囚捐献,有两种意义,一个是对于死囚的尊重,另外一方面是对全体公民表示公平。

    器官捐献、分配体系中

    理清各方关系最为关键

    记者了解到,中国器官捐献的顶层设计里有五大体系,包括从人体器官的捐献、获取、分配,直到移植后的登记和监管。为了保证公平透明,卫生行政部门、红十字会、社团组织和医院等多方共同参与。黄洁夫认为,在建构器官捐献与分配的庞大复杂体系中,理清各方关系最为关键。

    被问到未来我们在管理体系当中,怎样去厘清卫生行政部门、红十字会与医疗机构三者的关系时,黄洁夫说,卫生行政部门,更多的是要发挥社会的力量。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中华医学会社团组织必须得在器官移植的服务中间起关键的作用。红十字会应该是充分发挥它第三方的这个社会动员、社会宣传还有人道主义救助,另外,捐献获取这个过程中间要见证,不能全部是医生,必须有第三方。

    “获取和分配必须是红十字会和卫计委共同来完成。通过中国医院协会举办的OPO联盟(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来完成这件事情。”黄洁夫说,OPO是器官获取的中间一方,OPO要保证器官的获取过程中间是捐献者自己的意愿,保证有他的家人同意,保证这个捐献者是符合中国器官捐献死亡的标准,实际上我们的器官捐献工作每一个步骤都必须有第三者监督,可以不是一个第三者。

    “整个过程公开、透明、可溯源,是阳光的,没有那么利益的。”黄洁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