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七月，维迪斯·博伊斯(Vertis Boyce)接到了她的器官移植医生打来的电话。我们为你找到了一颗肾脏，但它的来历有点不同寻常——杰弗里·维尔(Jeffrey Veale)在电话里解释道。这颗肾脏两年前第一次从一名 17 岁女孩的体内移植到一名 20 出头的男孩体内。但天有不测风云，男孩前不久于车祸中去世了。博伊斯将成为它的第三位主人。她愿意接受么?

　　博伊斯已经接受了 9 年半的透析治疗，在移植患者名单上也苦等多时。“我想，我已经 69 岁了。我下一次等到这样的机会又是什么时候?我真的感觉我再也等不到一颗肾脏了。”她回忆道。因此她做出了肯定的答复。很快，她坐上了从拉斯维加斯前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罗纳德·里根医学中心(Ronald Reagan UCLA Medical Center)的飞机，维尔将在那里为她进行手术。

　　博伊斯抓住了这次机会，因为她不想变成那 13 个人中的一员——据统计，每天约有 13 名患者还没有等到合适的肾源，便溘然离世。美国肾移植患者等待名单上约有 10 万人，但每年仅有 1 万 7 千人能够接受肾移植。面对这些冰冷残酷的统计数据，医生们曾尝试使用各种方法扩大肾源——不再仅仅追求来自年轻捐献者的肾源，也开始接受年长者的捐献;此外，除了从脑死亡患者那里获取器官以外，心源性死亡捐献者的器官也被纳入了考虑范围。但是，再次使用先前移植过的器官，这一方案却鲜有人考虑。“大家都太教条了，”维尔说，“重复移植一颗肾脏几乎成为了一种禁忌。”

　　被二次利用的肾脏

　　当然，不这么做是有道理的。“这类肾脏经受了多轮损伤。”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的肾病学家兼美国移植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Transplantation)的干事理查德·弗米加(Richard Formica)说。他列举了如下可能损伤肾脏的因素：最初供体的死亡、冷冻保存、肾脏植入患者体内时造成的再灌注损伤，免疫抑制剂对肾脏的损伤，以及二次供体的死亡、再次冷冻保存、再次移植时造成的再灌注损伤。“这么折腾下来很少有肾脏能够满足移植的条件。”他说。

　　但维尔表示，这次的情况很特殊，这颗肾脏看起来状态不错。最初的捐献者很年轻，是一名健康的女孩儿，并且第二位捐献者的肌酐酸(用来衡量肾脏功能的常用指标)水平很正常。在博伊斯同意之后，维尔就立刻亲自出马来完成这次肾脏移植手术。

　　然而，他又碰上了另一项挑战。当患者接受移植时，新的肾脏通常会被移植到骨盆的髂窝处，与那里为腿部供血的髂血管缝合在一起(患者原有的肾脏位于腰部，一般情况下固定在原位)。一段时间后，随着伤口的修复，瘢痕组织也会生长起来。为了确保能把肾脏“缝”进博伊斯的身体里，维尔不仅把肾脏从二次捐献者的身体内取出，还一并取出了与之相连的一段髂血管。这就意味着，博伊斯体内将会有一套来自两位捐献者的身体组织：来自 17 岁女孩的肾脏，以及来自一名年轻男孩的髂血管。

　　无证可循?

　　维尔曾经只施行过两次肾脏二次移植手术，加上这次，迄今为止他总共完成了三例此类手术。《美国移植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ation)的一项研究表明，自 1988 年到 2014 年，全美共有 38 例肾脏二次移植手术，26 例肝脏二次移植手术和 3 例心脏二次移植手术(致力于将美国国内的捐献者与患者联系匹配的组织——器官共享联合网络 [United Network for Organ Sharing] 的一名发言人称，该研究并没有明确地追溯之前的器官二次移植现象，因此它并没有提供现成的近期数据)。

　　但是，《美国移植学杂志》的研究给出的案例太少了，不能用来比较二次利用器官和普通移植器官间的差异。数项研究都只记载了成功的案例——也许这能反映出文章发表带有一定的偏向性——人们只愿报道成功的案例。一项跟踪调查证明：一名接受二次肾脏移植的患者，在手术 14 年后，依然“身体健康”。而另一项研究的情况比较棘手：第二位接受移植的患者从前一位患者那里感染了耐药病毒，后者用尽各种药物后还是不幸离世。“经历了千难万险，幸好最终第二位患者的预后不错。”该研究的作者普拉迪普·卡丹比(Pradeep Kadambi)说道。就“为他提供一颗二次移植的肾脏”这件事上，“我们觉得自己做了正确的事。”

　　个案研究毕竟不是临床试验。“我认为真正拖后腿的，是器官再利用的移植手术确实太少见了，因此很难构建临床试验。”亚历山卓·卢戈(Alejandro Lugo)说，他在 2015 年发表了一篇个案研究，对一颗二次移植的肾脏进行了长达 10 年的跟踪调查。这也就意味着，和普通的肾脏移植手术相比，这些病例并没有很好的数据可供分析。耶鲁大学的肾病学家弗米加这样表示：“现在关于肾脏二次移植的研究，其严谨程度远远没有达到所谓的科学标准。”

　　不完美的器官

　　实际上，器官移植患者只占普通民众的一小部分，可想而知，临床上能够被二次利用的器官数量更是少之又少。但是，这也揭示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扩大器官捐献的来源。

　　器官移植中心不愿接收任何有问题的不完美器官。这些中心由政府严格管控，如果出现太多移植失败的案例，他们将会失去相关医疗资格。“太多的移植中心都不乐意冒风险尝试。”器官劝募组织 OneLegacy 的首席执行官汤姆·莫内(Tom Mone)说道，博伊斯在该组织的帮助下获得了她宝贵的肾源。

　　对于可能使用二次移植器官的患者，如何执行知情同意也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他们应该在这样的机会来临时，才被告知么?还是当他们签署等候名单时，就应该询问患者的移植意愿?“我个人认为，在快要移植的时候才做这些事，显然不太公平。”弗米加说。病人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做决定，决定的代价实在是太高了——甚至会是生与死的抉择。但是莫内说，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决定，和患者先前选择接受年长者的器官或等待更年轻的捐献者，并没有很大差别。“人们愿意等待一个更年轻的肾脏，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

　　但对博伊斯来说，这次移植手术让她彻底脱胎换骨。终于，她挣脱了每周三次透析的桎梏，生活不用再只围绕着治疗中心，现在她可以出门旅行。最近，她才去过北卡罗来纳州参加他侄子的婚礼。她告诉我们：“这太棒了，我重新感受到了自由。”

　　原文链接：

　　https://www.theatlantic.com/health/archive/2018/04/kidney-transplant-reuse/557657/?utm_source=feed

　　撰文 Sarah Zhang

　　翻译 玉玺

　　审校 阿金

　　编辑 魏潇

　　来源：科研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