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新药研发乏力，到疫苗事件当事公司“重销售轻研发”，中国医药企业研发能力不足几乎成为行业通病。然而，放眼其他行业，这一问题也有着轻重程度不同的体现，企业从“要我创新”到“我要创新”的转变尚不明显。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要“以企业为主体加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推进，未来企业还将进一步成为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应用的主体。然而，当前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研发投入究竟如何?制约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障碍又在哪里?本报将以系列文章的形式呈现。

　　跟加强监管相比，增加疫苗研发投入更重要。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本报记者 赵广立

　　近日，吉林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长春长生”)因违法违规生产疫苗案件引起全国震动，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在公众对长春长生的一片质疑声中，其中一点是关于其全权负责长春长生人用疫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全资子公司“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长生生物”)占年营业收入高达37.5%的销售费用(5.83亿元)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在叩问“巨额的销售费用流向了何方”“这其中究竟藏了多少秘密”之余，有心人注意到，与销售费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研发投入只有1.2亿元。也就是说，长生生物2017年一整年的研发投入，只占了销售费用的五分之一多一点。

　　“重销售轻研发”沉疴难除

　　作为一家疫苗生产企业，本应该非常重视研发，因为研发就是医药企业的立根之本。但从长生生物近年来的财报中可以看到，该公司的研发投入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根据行业相关年报数据统计，2017年长生生物研发投入仅占营业收入的7%，同样被卷入舆论漩涡的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康泰生物”)为10%，而同行业的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云南沃森”)这一数字为50%。而在2016年，长生生物4300万元的研发投入占比更低，仅占营收的4%，同期康泰生物该数字为11%，云南沃森为53%。

　　“增加研发投入对疫苗质量的提升，跟加强监管相比，哪个更重要?”面对《中国科学报》记者的提问，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研究员陈则明确表示：研发投入更重要——毕竟高质量的药品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监管出来的。

　　事实上，“重销售轻研发”已是我国医药行业多年沉疴。一批依靠所谓“狼性”销售的医药公司在市场上风生水起，与此同时，一批广告“神药”也持续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

　　据统计，140多家医药上市公司中，逾40家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超过30%，最高者超过2/3。其中，不少药企的广告开支在1亿元以上，大幅超过其研发费用。有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的药品及健康产品行业自2015年以来，已连续3年问鼎广告投放领域。去年市场排名前十的广告“金主”中，有6家是药企。

　　与广告、销售上大肆撒金相对的是，医药企业在研发、创新上投入力度不足，自主生产的新药、好药不多，反过来更加剧了对营销的依赖。

　　“毕竟药卖不出去，企业无法生存。”即便如此，陈则也向记者坦承，近些年药企的营销费用确实畸高，“全行业都高”，而且营销人员工资待遇远远高于科研人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药物研究院研究员刘昌孝曾在给本报撰稿中提出，由于我国相当多药企研发投入低、创新发展“艰难”，因此我国一直以来都不是仿制药大国、更不是创新大国，只是一个药品消费大国。

　　“企业成为创新主体”未真正破题

　　放眼更多行业，我国企业普遍技术造血能力不足，用于产品研发、技术创新的投入偏低。

　　“创新是世界难题，我国很多企业为了活下来，奉行‘拿来主义’。不仅民营企业，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也存在科研投入不足的情况。虽然国资委对国企科研资金投入有考核，但因为科技创新周期长、风险大，一些国有企业领导担心国有资产流失，任期内不愿意做科技创新，而更偏向于‘短平快’的产出。”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柳卸林看来，企业承担创新主体作用还没有真正破题。

　　柳卸林表示，目前我国科技人才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高校等单位，普通企业难以吸引到优秀科研人才。这导致企业难以形成有效的科技力量来转化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例如国内药企普遍做利润非常薄的仿制药、普药，没有能力开展新药研制。

　　“新药研发非常‘烧钱’，国内药企大多无力开展，而对跨国药企来说，它们研制新药已经形成良性循环，往往同时研制多个新药，如果有一个重磅新药研发成功就能收回所有成本。”柳卸林解释说。

　　“如果国家认真并切实做到保护知识产权，许多企业就会加大研发投入。如果靠模仿或者抄袭(就能发展)，谁愿意投巨资研发?”陈则表示，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因素“太复杂”，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是一个系统工程——企业生存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外部环境加上国家产业政策、配套法规等的系统工程。

　　未来15年要看企业是否更关注“研”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整体的研发投入占GDP比例(R&D)非常低。直到2015年左右，中国才达到2%，仅相当于欧盟的平均水平，而全球最高的国家——以色列该数据超过4%。”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近日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表示，美国R&D接近3%，而且美国经济总量比中国大;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已是世界第二，研发金额也已是全球第二，但跟美国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不过，也应看到，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共享单车、移动支付、电子商务等领域，我国也涌现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在这其中，靠创新驱动而强大起来的中国企业行列里，华为是一座丰碑。

　　作家陶勇在《联想做大华为做强》一书中写道，华为靠贸易起家，但却华丽转身，靠自主研发立足。特别是其前瞻性地自主设计研发芯片技术，进而掌握了核心竞争力——当年的程控交换机如果没有自主研发的芯片作为支撑，华为是不可能战胜竞争对手尤其是跨国通信巨头的。今天，华为在通信领域自主研发的所有设备、产品都是依靠研发的芯片打天下。最典型的就是半路崛起的华为智能手机，完全依靠自主芯片赢得竞争优势，并与跨国品牌手机苹果、三星等分庭抗礼。

　　华为之所以能够在全球ICT行业复杂的竞争环境中保持稳健成长，并通过创新构筑面向未来的技术优势和竞争力，不容忽略的原因之一正是持续的研发投入。记者查阅数据了解到，目前，华为有超过45%的员工(约80000名)从事研发;近十年，华为累计在研发创新上投入超过3130亿元。

　　另一个“陶醉”于不断增加研发投入的代表企业是科大讯飞。科大讯飞执行总裁胡郁在一次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面对人工智能的战略机遇窗口期，科大讯飞持续加大人工智能开放平台生态体系构建的投入，持续加大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研发投入。研发主要项目为讯飞超脑以及在感知智能、认知智能及两者深度结合之领域的核心技术研究。另外，在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科大讯飞面向教育、医疗、司法、智慧城市等重点赛道方向也不断进行着产品探索研究和现有产品的迭代更新。

　　据公开数据，2017年科大讯飞研发人员数量为5739人，同比增长56%;研发投入11.45亿元，同比增长61.5%。其中研发投入占营收比重为21.04%，维持了往年同等水平(2016年占比为21.36%)。敢于投入给讯飞带来了许多直观的牌面优势：2017年，科大讯飞在人工智能关键技术领域摘取了7项国际第一，在感知智能、认知智能等领域取得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

　　“未来15年中国经济或者中国企业在全球竞争格局中能否有不一样的表现，很重要的一个观察维度在于中国的企业愿不愿意拿出更多的资金关注‘研’，而不是单纯的‘发’。”刘俏提醒道，中国企业的研发往往太关注开发，对原创技术、基础科技的研究历来不够重视，也没有耐心。

　　“时代不同，过去习以为常的给我们带来辉煌的增长模式很难以同样的节奏和力度持续下去。在一个国家粗放成长阶段可以容忍大企业里大规模资源错配的问题，但是到了高增长阶段，对增长的质量会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伟大的企业出现。而衡量伟大企业的一个维度就是价值创造的能力。”刘俏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