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
免疫疗法成为治疗癌症的“明星疗法”,但只有20%~30%的患者对免疫检查抑制剂有反应,科研人员同时也在对其他有潜力的生物标志物进行研究。
最近,在NCCN(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2019年年会上,来自约翰霍普金斯的肿瘤学家Jarushka Naidoo教授回顾并探讨了热门的生物标志物应用。
癌症免疫治疗的三类生物标志物
目前,癌症免疫治疗方面有三大类生物标志物。第一类属于反映肿瘤炎症状态的生物标志物,比如PD-L1水平。第二类生物标志物揭示了肿瘤的免疫原性,也就是引发免疫反应的可能性,例如肿瘤突变负荷(TMB)。第三类针对肿瘤本身以外的宿主环境,比如微生物组,也可能与患者对免疫疗法的反应程度有关。(相关阅读:癌症免疫疗法效果增4倍,竟和这个日常因素有关?)
近年来,有关免疫疗法生物标志物的研究众多。然而,Naidoo教授表示,“在肿瘤诊治和相关检测的临床实践中,目前被广泛应用的只有PD-L1,但只通过PD-L1水平来筛选患者也会带来关键限制,比如肿瘤组织样本的不同位置可能造成不同结果。”
今年初,发表在《Nature Genetics》的一项大型研究同样表明,在多种癌症中,肿瘤突变负荷有望用于免疫治疗的效果预测。但在不同类型的癌症中,突变负荷“高”的数字定义各有不同。
在Naidoo教授看来,TMB是临床研究中最前沿的生物标志物,但目前尚未完全达到实用性。“TMB正如PD-L1几年前的处境,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工作来确定可实际应用的、合适的临界值。”
目前还有数十种其他生物标志物正在进行研究,对于不同疾病、不同治疗阶段都可能涉及不同的生物标志物。
谈到迫切需要生物标志物来指导治疗决策的领域或疗法,Naidoo教授认为,生物标志物不仅有助于检查点抑制剂单药治疗的患者选择,随着免疫组合疗法的兴起,无论是两种或更多免疫疗法的组合,还是免疫疗法与化疗的组合,有些癌症可能对组合疗法反应更好,筛选出这部分患者也很有意义。此外,在一些罕见癌症领域,生物标志物检测仍处于起步阶段。
发现更多的生物标志物,以不同的组合应用在临床上不仅有利于提高检测技术,也能降低检测的成本,减轻患者治疗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