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是指自然人生前自愿表示在死亡后，由其执行人将遗体的部分捐献给医学科学事业，或生前未表示是否捐献意愿的自然人死亡后，由其直系亲属将遗体的全部或部分捐献给医学科学事业的行为。

　　在英国，大约有六分之一的等待器官移植的人会在器官移植前因健康状况恶化而死亡或丧失资格。许多人将这种情况归咎于英国目前的"自愿"捐献计划--如果你想在死后捐献器官，你必须得到明确的许可。但这种情况即将改变。从2020年4月起，所有居住在英国的18岁以上的人，在法律上都将被视为同意死后捐献器官。如果他们不想成为捐赠者，人们将不得不"选择退出"。这种"被认为同意"的想法--在没有拒绝记录的情况下假定同意--将成为NHS有权移除和使用器官的基础。但这仍然存在争议，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停止讨论同意，而开始讨论利他主义，这场辩论的大部分内容都可以避免。

　　在法律上，同意是干涉一个人身体的主要理由。这就像法律承认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身体而不承认身体是某种形式的财产一样。给予或拒绝我们的同意是一种控制我们身体的方式--无论是生是死。但"同意"所包含的内容远不止"控制"这么简单。同意是表达我们个人自主权的一种方式。自治可以意味着自我管理或自决--选择我们想要的生活方式，并做出反映这些选择的决定。我们可以在各种日常决定中行使我们的自主权--在我们穿的衣服、吃的食物、我们投票支持的政党，以及我们建立的亲密关系中。通常，我们会认为我们做出这些选择是因为它们反映了我们自己的信仰、观点和价值观。有时候，我们的信念会清楚地激发我们的行动和选择。我可能会选择限制糖的摄入量，因为我相信这将保持我的身体健康。或者因为这表明我有一定程度的自我约束，这可能对我自己的自我意识很重要。在这个简单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自主性代表了一条清晰的线，从我的信念和价值观到我的行动。但要确定我们的信念和价值观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这些变化是很正常的--也许是在几年的时间里，但也许是日复一日。我们的一些核心偏好可能会保持清晰和稳定，在面对具有挑战性的信息或争论时毫不动摇。对道德的直觉信念，比如死刑，可能是不可动摇的。其他人则会因我们的情绪、周围人的看法或新经历而有所不同。根据个人经验，我们更有可能反思自己对有争议的医疗方式的态度，比如临终关怀或堕胎。我们的一些态度和信仰甚至让我们感到不舒服。我们可能会为自己的欲望和做出的选择感到羞愧。有时候我们甚至不能完全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做或思考某些事情--我们的信念可能是非常矛盾和复杂的。

　　控制我们的身体，并阻止他人干扰它们，是我们自主的核心。我们的身体也许是我们自身最亲密的部分。让另一个人接近我们的身体--甚至拿走身体的一部分--有可能在我们的信仰和价值观中引发最严重的冲突。如果我们可能难以理解我们自己的"自主性"，以及自主决策意味着什么，那么假定知道其他人的想法，并确定他们希望自己的身体如何处理，似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不应该猜测人们对捐赠的看法，而应该更公开地表达器官捐赠项目的愿望--建立一个人们愿意捐赠的社会，因为这可以帮助其他人继续他们的生活。这种对利他主义的推动已经隐含在法律之中。就连新立法的名字--马克斯和凯拉的法律--也让人想起一个9岁女孩的故事，她的悲惨死亡让11岁的马克斯获得了一次挽救生命的心脏移植手术。有关善行的感人故事可能会在短期内改变人们的态度，但要实现持久的转变，需要一种更系统化、更深入人心的利他主义方式。对许多人来说，捐赠的决定已经是出于利他主义--帮助他人而没有回报的愿望。法律反映了这一点--为器官捐赠提供或接受奖励是犯罪行为。如果法律可以如此明目张胆地假定利他主义，为什么不在捐赠的法律基础上如此明确呢？与其试图假定同意，为什么不假定利他主义是一种值得保护和促进的共同社会价值呢？

　　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事业起步晚，器官捐献率从启动初期的百万人口年捐献率0.03到现在的4.53，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事业“已经步入法治化、规范化管理轨道，开始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和赞赏，器官移植医疗技术也居世界领先水平。在国际上，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一个遵循国际伦理原则、坚持科学公正法治、符合中国国情文化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中国模式”。

　　目前中国公民有3条渠道可以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一是到当地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管理机构，填写并递交《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 二是登录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站(www.codac.org.cn)或微信公众号(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进行线上登记;三是通过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授权其他信息平台报名登记器官捐献意愿。“施予受”器官捐献平台也可以进行志愿登记，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仅意味着公民表达了支持器官捐献的个人意愿。最终捐献与否，取决于公民是否达到了符合器官捐献的医学状态及必要的程序，并经过严格的伦理、医学等程序进行。

　　自2015年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为中国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合法来源以来，中国公民器官捐献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目前中国具备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达169所。

　　为了让人体器官资源得到公平、透明、高效的分配，樊静介绍，目前中国已建立以大数据为支撑的信息化监管平台，实现从器官捐献、获取、分配到移植的全过程可溯源管理。樊静表示，下一步，国家卫健委还将加强器官捐献、获取、分配管理力度；规范脑死亡判定流程；修订《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重点增加器官捐献、获取与分配环节的管理要求及处罚条款等。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洁夫表示，器官捐献移植事业与法制建设紧密相关。他建议，在完善器官捐献移植制度和立法保障的同时，还应探索建立人道主义救助机制及困难捐献者家庭补贴方式等。

　　2019年6月30日，北京同仁医院王辉医生猝然离世的消息刷了屏。这位年仅32岁的医生被大范围缅怀，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优秀，他的乐观，更是因为他的善良：在他离开后，他的家人决定捐献他的眼角膜，给患者送去光明，这也是一名眼科医生对患者最后的关爱。

　　据2019年中国器官获取组织大会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6302例，加上2545例亲属间移植，每百万人口年捐献率（PMP）达到6.8；182家具备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共完成器官移植手术20201例，捐献、移植数量均位居世界第二位。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器官移植大国。

　　近年来，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在新模式、新体系下，手术数量不断攀升的同时，中国器官移植技术能力和质量水平逐年提升，各项指标已达国际先进水平。器官移植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手术创新及诊疗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技术引领国际发展，对国际器官移植发展做出了贡献，成为全球器官捐献与移植领域不可忽视的力量。

　　文末，请和再生医学网一起，让我们向这些伟大的人们致敬！

　　（备注：部分文字源自生物谷。图片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