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器官未进入卫生部的系统分配，地方红会占有器官捐献资源，被指向移植医院认捐，未公开款项 

　器官资源在中国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成为各方争夺对象。地方红会作为器官捐献的第三方机构掌握捐献者资源，移植医院希望从红会获取这项资源，红会以此要求医院捐款，对捐献者进行救助。医院认为地方红会对捐款账目没有做到公开，有为自己牟利之嫌。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这一计算机分配系统，没有被强制使用有关，使得器官资源在系统外流动。 

　中国试点人体器官捐献已3年有余。如今，捐献率不足百万分之一，捐献器官是一种稀缺资源。5月11日，在深圳召开的首届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培训会议上，他说，一旦有潜在供体（即器官捐赠者）之争，就会令器官这种挽救生命的稀缺资源待价而沽。还有专家认为一旦有了掌控资源的权力，就会产生权力寻租的“黑洞”。 

　每年1/30的病人能获得器官完成移植；如肝脏的移植费在一些地方约四五十万元，深圳最早开展了器官捐献试点。高敏现在的工作就和器官捐献有关。她是深圳红会聘请的器官协调员，平日会去医院宣传器官捐献，并和潜在捐赠者家属商谈相关捐赠事宜，包括经济救助。 

　如今，在深圳红会，有器官协调员3名，他们掌握着广东大量的潜在供体信息。这些信息在中国成为一项极为稀缺的资源。目前，每年约有30万人等待器官移植挽救生命，但每年仅有约1万人，可以获得器官并接受移植手术。早在2009年，孤身探索“器官捐献”的深圳红十字会，就与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开始合作。姚林回忆，当时，几乎没有医院愿意使用人死后捐献出来的器官，因为担心“质量不好”，而自己所在的医院，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跟深圳红会合作。 

　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地区，90%捐献者的家庭面临生活困难问题。捐献者在生病治疗过程中一般会产生大笔医疗费用，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承受起来都比较困难，甚至因病致贫。由于救助资金使用不透明，医学界一些人士认为，红会持潜在供体（捐献者）资源，人为干预捐献器官流向，并有为自己牟利之嫌。 

　姚林表示，他不知道深圳红会是否牟利，但红会应公布这笔款项用途的明细。对于捐款并不公开的质疑，赵丽珍表示，对捐款的医院，红会会定期为其列一个表格，包括协调捐献了多少案例，每个案例支出了多少救助款，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经费等等。 

　江苏也存在地方红会让医院认捐。业内一名医生说，一例器官捐献成功，接受器官移植医院会向地方红会捐赠5万元左右，作为捐献者身后的人道救助资金。 但有医生表示江苏情况和深圳不同的是，首先是医院自己去发现潜在供体，家属明确有捐赠意愿后，再通知红会来签署知情同意书等。八一医院肝病中心肝移植医生陆雷也有同感。不过他也表示这和机制有关。据他介绍，试点三年半，南京市红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办公室仅有一个人，还不是全职；曾经来过一个大学生，因为不可能有编制，已经离开。 据了解，今年到目前为止，江苏完成的公民身后器官捐献，只有两例，三年只有33例。在江苏的很多基层医院都不了解器官捐献，什么时候可以捐献，怎样捐献，老百姓更不知道。邵文雨认为，如果器官捐献不尽快做起来，江苏省的移植中心会最终萎缩。“因为等待者实在太多。” 

　对于医生们的说法，南京红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办公室主任刘文华不认同。“器官捐献工作刚起步，财政没有投入，红会也拿不出这笔钱，只有跟移植医院商量，他们做器官移植手术也是赚钱的”，刘文华强调，没有平均每例捐献5万元之说，每个捐献者救助金额有很大不同。 

　对医院的每一笔捐赠都有正规发票。至于家属接受的救助与医院捐赠数额，是否能一一对应，刘文华称，每例捐献协调工作需要成本，因此，医院的每笔捐赠款，平均比实际救助款多出5000元左右。 

　一名业内人士，优酷视频应是红会在招标器官分配系统的方案及系统演示。系统下设有志愿者登记、捐献者登记、等待者登记、器官匹配四个分系统，明显试图复制现已运转两年的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副主任刘维新否认视频中的分配平台已经在江西省红会建立或使用。 

    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避免利益冲突，隶属于器官捐献管理部门管理的协调员在器官捐献过程中作为第三方的见证作用不可替代，这也是整个器官捐献体系建设中的重要设计，此外，今后将参考国际经验制定、规范器官获取组织的运行规则，逐步推动OPO从移植医院脱离出来，和移植团队分离并相互监督。 

　在卫生计生委（原卫生部）委托、中央编制办批复等文件的有力支持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被赋予了协调员资格认定的权力，相关印章已得到公安机关审批，近期将进行全国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培训及资格认定工作，此外，在卫生计生委（原卫生部）委托下承建的“国家器官捐献者登记管理系统”已取得重大进展，该系统由中央彩票公益金支持，近期将开通公众线上报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