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细胞癌（HCC）是最常见的原发性肝癌，也是肝移植的常见适应症。在过去15年中，肝癌肝移植预后的改善及肝移植比例的增加主要得益于米兰标准（Milan criteria；1996年第一次出版；单个肿瘤直径 ≤5 cm，或肿瘤少于3个，每个直径≤3 cm，无证据表明侵入血管或出现肝外转移）1的应用。然而，现有证据提示，恶性肿瘤的转移潜能取决于其本身固有的生物学特性，或许与其大小和数量无关。国际HCC肝移植共识会议建议，仍将米兰标准作为选择患者或决定优先次序的基准，同时，血清甲胎蛋白（α-fetoprotein，AFP）作为血清生物标志物或可为基于影像学的米兰标准补充预后信息。

    对位于米兰标准之内及之外的患者亚群，AFP模型均能给出预后预测值。净重新分类结果表明，超出米兰标准且未复发患者中的74%若按AFP模型进行分类，可列为低风险组，这部分患者是合格的肝移植人选。3值得注意的是，AFP模型适用于为进行进一步筛选而处于等待阶段的正经历重新评估的患者（处于病变降期或由于肿瘤进展而中途退出）。血清AFP能够给出可重复的结果，是一种简单可靠的生物标志物，必须将其纳入临床决策过程，为肝移植选择合适的HCC患者。

    miRNA表达谱可预测肝癌肝移植的预后情况

    MicroRNA（miRNA，微小核糖核酸）的表达谱或许也可用于预测肿瘤生物学。当将肝肿瘤组织的67个miRNAs表达谱作为生物标志物时，成功鉴别出12例在米兰标准之内却复发HCC患者中的9例（9/12），以及11例超出米兰标准之外却没有出现复发患者中的8例（8/11）。4尽管这一生物矩阵（miRNA表达谱）或许能够提高米兰标准的准确性，但是，与传统组织病理学特征（诸如微血管转移或细胞分化）相比，这一分子水平研究（基因表达）的优势还有待确定。

    尽管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是想要通过针刺活检获得适量组织以用于miRNA扩增和生物标志物测试还是很困难的。活组织检测所造成的风险（尤其是那些代偿失调性肝硬化合并凝血障碍、门静脉高压和腹水的患者）是相当大的。因此，除了在最初进行过肝切除后因复发而等待补救性肝移植的情况下，将组织生物标志物合并作为病患选择标准之一的潜在价值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