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医生与医院捆绑在一起的还有三个重要的绳索。一个是事业单位的编制，它包含着一系列的相应福利待遇，特别是退休以后的养老福利待遇，这是医生不愿意离开公立医院的重要原因。第二个是医生的职称，这也是中国的一大特产。在大多数国家，医生只有资质和行医权的门槛，而不存在职称的评定，医生的优劣靠的是病人口碑。第三个是科研，而科研又与职称紧密联系在一起。国家行政部门控制了科研经费和科研项目，同时又将科研成果与职称评定联系在一起，这样便将医生牢牢地捆绑在公立医院的战车上。

    政府行政部门对医院的控制也是通过上述一些手段：首先通过市场准入和规划将民营医院排除在医疗行业的大门之外;即使允许你进来，也让你处于一个竞争的劣势地位，让你在边远的地理位置上开业，或者只允许你从事一些难以获利的服务项目。政府和党的组织部门控制了公立医院领导人的任命，从而牢牢控制着医院的命运。政府行政部门采取行政评级的手段，将医院分为三六九等，这也是大多数国家不存在的做法。政府控制的科研经费、医保报销、医生职称这些资源，都偏向于公立医院，特别是大型公立医院。

    政府通过行政性定价，将医疗服务的价格定在远低于其实际成本和市场供求合理水平下，这样便将医疗与药品和检查这些资源牢牢地捆绑在一起，造成了以药养医、以检查养医的困境。

    在上述行政控制的种种手段中，政府行政部门控制医疗资源的关键就是对医疗的核心资源即人力资源(包括医疗机构的领导和医生)的控制。将医生变成准公务员，用编制、职称、科研经费将医生牢牢捆绑在公立医院中，让你无法流动，让你尽管在“多点执业”的政策下、在民营医院的高薪吸引下也无法挣脱这些绳索。只要医生成为政府行政化垄断的对象，整个医疗资源便成为政府行政垄断下的囊中之物。而打破政府对医疗资源的行政化垄断，出路就在于医疗资源的社会化。